对于“不通经学，难以考试”的土司子弟，明政府还酌情准予免试入学。例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四川土官永宁宣抚司选贡生员杨惠告不通经学，难以考试，上命勿试，即送监读书”[56]。此后，各地纷纷请求免试入学，明政府总是酌情允准。有些土著士民文化基础较差，入学后常常跟不上学习进度，因而辍学。为此，明王朝要求教官“善训导之”，激发其学习兴趣。明太祖曾多次面谕国子监教官：“今西南诸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57]
此外，明政府还制定严格的制度，命令土官子弟必须上学读书。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进一步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玩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58]嘉靖元年（1522年），贵州巡抚都御史汤沐在奏议中又一次重申：“土官应袭年三十以下者得入学习礼，不由儒学者不得起送承袭。”[59]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题准，“归顺土官子孙，照旧例送学，食廪读书”[60]。
明朝在南方民族地区广设学校、书院，开科取士，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云南在景泰年间，已是“贤臣哲士之生于其乡仕于他地，读书礼乐之教养其人，于是道德即同而风俗丕变矣”[61]。弘治、正德以后，更是“人才辈出，炳炳琅琅，与中州人士并埒”[62]。这对推动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