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社会大学,和陶先生以前所主张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口号一样,仍然是社会即学校的具体应用,仍然存在着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这就是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无法普及的。在重庆虽然创办了一个社会大学,但不久就被封闭;到上海去办,就根本办不起来了。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达于极点,随着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的爆发,陶先生也在黑暗的压迫下,躺倒在民主斗争的战场上了!
我们从以上种种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陶先生前期的教育思想是贯串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把统治阶级丢在一边,另外主张阶级调和与发展生产的资产阶级报改良主义思想,后期的教育学说虽然表现了革命性,但仍不彻底。
二十多年来,陶先生由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自然学团、工学团、普及教育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但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教育救国论者的范围。直到一九四四年还在提倡绳武的“包头新村”。
当陶先生还是改良主义者的时候,他与反动统治者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而他们之间并不是阶级的对立,只是主张有些不同罢了(他主张阶级调和)。这时,他的阶级依靠主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但能依靠官僚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依靠官僚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