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的时候,他年约三十岁。他说:“和我同举孝廉的人,有年已五十的,看来也不算老,我就再等二十年,也不过和他一样,又何妨暂时隐居呢?”于是他就回到他的本乡谯县,在城东五十里,造了一所精舍(精舍是比较讲究的屋子。汉时的读书人,往往是住在精舍里的),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可见得他的志趣,很为高尚,并不是什么热中于富贵利达的人;而他在隐居之时,还注意于文武兼修,又可见得他是个有志之士。
后来他被征为都尉,又升迁做典军校尉,这是武职了。他说:“我在这时候,又希望替国家立功,将来在墓道上立一块碑,题为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不想朝政昏乱,并不能给他以立功的机会,而且还酿成了董卓之乱。他在这时候,就兴起义兵,去讨伐董卓。他说:“我要合兵,是能够多得的,然而我不愿意多,因为怕兵多意盛,和强敌争衡,反而成为祸始。所以和董卓打仗时,兵不过数千;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以三千为限。”
后来在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这是他生平做大事业之始。他又叙述他破平袁术、袁绍、刘表的经过,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实话。
下文,他就说:“人家见我兵势强盛,又向来不信天命(这是说做皇帝全凭本领、势力),或者疑心我有篡汉的意思,这是我耿耿于心的。从前齐桓公、晋文公所以为后人所称道,就因为他兵势强盛,还能够事奉周朝之故。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还能够事奉殷朝,孔子称他为至德,我难道不想学他么?”他又引两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