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姐白了我一眼,同时“切”了一声:“还跟人家要钱?老李头子多抠你不知道?”
“那他可说了声谢谢没呀?”我问。
“哎,说起来这个,”袁姐叹了一口气,“我带着他从派出所出来,当时我还没去医院呢,身上还没包扎呢,也是疼,我就说了一句,大爷呀,咱以后可接受教训吧,咱可别再惹事儿了,你当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别扭半天,最后跟我说,他瞪着我说… …”袁姐顿了顿,“他说,就赖你。不是你,我不能进派出所!”袁姐话音刚落,眼圈一下红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过,她被委屈了:忙了一大遭,身上受了伤,最终得到居民这样一句回答。
我一下子愣住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接茬,更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安慰她,我这样想起孙莹莹被少年们拿掉了帽子和假发之后,狼狈地从文具店里往外逃,含泪对我说的那句话,她说她就不该从家里出来。比起来老李头子,莹莹讲话还对我留有些许仁慈,但是我也并没有得到比袁姐更高的评价。我们是一对难姐难妹,挫败感十足,灰心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