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种看似轰轰烈烈背后，是社教社理事会执着推进社会教育实验的情怀，是实验区指导处职员的寂寞坚守，特别是后者。每月400元的经费，漫天黄沙、兵匪混杂的北方环境，对于这群平均年龄不足35岁、受过民众教育专业训练、多来自山清水秀的江南之地的翩翩青年，挑战可想而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培植社教人员之专业机关，英才辈出，蜚声国内，本区指导员多取供于此，并经中国社会教育社郑重介绍，故工作人员均品学兼优，英气勃勃，足为事业推动之大动力。”[77]社教社常务理事梁漱溟、理事江问渔在《乡村建设实验》（第3卷）中专门提及洛阳实验区条件艰苦，对指导处职员们的“此种清苦生活，诚堪敬佩”[78]。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担任洛阳实验区的常务董事，当她受邀前去考察实验区选址时，面临着种种实际困难，“中原有肯干苦干的人才，中原有好学深思的人才，中原有以事业为前提的人才，中原值得我们大家钦敬！‘到洛阳去’这一刺激，把我激成了一个有生气的积极的向前奋斗的人了”。[79]社教社常务理事赵冕考察洛阳实验区事业，“甚为满意”，“经过各村，胥受热烈欢迎，村民男女老幼，农工商学，每村恒聚数百人，秩序井然。视察之后，颇受感动，深信该地民众已有相当组织，并能将教育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足征该区任事者苦心孤诣，谆谆教诲之切。该区诸位先生多埋头苦干，其服务精神，实堪钦佩”[80]；“各指导员颇能努力工作，不特能吃苦耐劳，有时还捐薪充作事业费，此种情形，甚堪钦佩。惟以经费特别困难，一时尚难扩充”[81]。实验区职员们对该实验区的付出，指导处主任陈大白的回忆颇具代表性：“在此六年中，我们为了学术，不知绞了几许脑汁，创制了几种中心实验；我们为了事业，不知流了几许血汗，来推行工作，以砥于完成；我们的经费虽少，但是我们本着以最少金钱办理最大事业之原则，在极度紧缩中展开预定之事业；还有我们的人员也是不多，可是大家兴趣浓厚，献身事业，虽戕身亦在所不惜。尤其是在抗战军兴后，华北战事失利，敌我仅一河之隔，对岸枪战，敌机肆虐，各乡村横遭蹂躏，但是我们依然态度镇静，埋头苦干，不以威胁而稍馁其气，在实验事业尚虽不能尽如大众之所企，但是切实施行，于地方建设与社教学术，不无稍有贡献。”[82]或许，正是社员们的坚守和认真，才使得以洛阳实验区为代表的社教社事业，无论在高歌猛进的顺境中，抑或在艰难困苦中，呈现一直向前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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