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