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士”是维护调节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天下之治乱,系乎士”⑤。但面对近代中国的“千古变局”,“士”的正人心、端风俗作用显得尤其苍白无力。“兵战不如商战”⑥的现实逼迫着“士”必须重新选择路径,才能在变动的时代既肩负起“经世济民”的社会职责,又获得个人生存的力量。这种选择自然也是一个痛苦的心灵煎熬的过程:
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①
这就强制着“士”弃仕而从商,打破了“士首”“商末”的传统结构模式。“盖国之所以恃以立者,四民耳。士与工则耗财者也,能生财供奉国用者,则农与商。农则岁贡钱粮,商则岁纳税课,然钱粮有定,税课无定,而商之有益于国也,又在四民之首矣!”②在近代新兴的教育、新闻等事业中,绅士与商人携手共事,使“士首”“商末”的等级差别变为了“士官商民混一无别”③的现实。一俟近代教育制度从根本上取代科举制度后,天下之“士”最终失去了赖以产生的依托,加以“民权”“平等”思潮的浸染,终于使“士农工商”结构发生了最后的错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