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立宪派与旧官僚的附和。立宪派与旧官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转向革命,虽是对清政府的失望,但更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袁世凯复出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程德全等江浙立宪派、旧官僚颇为活跃,无不寄希望于袁世凯统一大局。张謇致电袁世凯称:“公之明哲,瞻言百里。愿征广义,益宏远谟。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公宜迅北,入定京师。防外撼以固根本,采众论以定政体。”他们希望袁世凯能够俯采舆论,力赞共和。为此,张謇还与程德全会商,拟派江苏谘议局议员杨廷栋向袁世凯面陈赞成共和之意。当新军将领张绍曾、蓝天蔚等人兵谏清廷要求立宪时,张謇致函相劝,希望张、蓝等人“赞助项城,早定大局”,认为“若多一日踌躇,则多一日糜烂”。北洋军攻下汉阳后,武昌形势危急,张謇致函汤寿潜,认为“必须议和,庶免战事延长”。显然,他们对停战议和持赞成的态度。
其三,外国势力的支持。如前所述,列强在武昌起义后便很快以“中立”作幌子,却有意扶植袁世凯,目的在于使它成为其统治中国的新的代理人。正是由于列强的直接插手,而使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力量之间达成了停战议和协议。12月15日,南北议和即将开始,英、法、德、俄、美、日六国驻华使节决定以各国政府的名义,通过各国驻上海领事向议和专使说明:“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因为它相信这个意见是符合有关双方的愿望的。”这是列强对南北议和的直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