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陈立夫赶到中央饭店，礼貌地握着潘汉年的手，打量着刚到而立之年的潘汉年那不卑不亢的表情，禁不住地暗自说：“人才！”双方寒暄过后，陈立夫先声夺人地说：“贵党中央给我党中央的信，以及周恩来先生给我本人的信，都已经拜读了。现已呈报到蒋先生那里。蒋先生还没有正式召集会议，研究正式的谈判意见。我现在仅就个人的看法和潘先生交换意见。”这显然是可进可退的外交用语。
潘汉年也随机而变，说明自己此行的任务，是奉中共中央的指派来磋商国共合作谈判事项的。换言之，我潘汉年是负责联络的，并未肩负中共中央特殊的授命。接着，潘汉年取出一封信，十分郑重地说：“陈先生，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给您的亲笔信，请我代为转呈。”
陈立夫听后一征，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怎么，周先生又给我写来了亲笔信？……”遂双手接过这封来信。
陈立夫为何出此惊诧之语呢？因为在这不久以前，他收到了周恩来同志于9月1日写给他兄弟二人的那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这封没有署明年份的信，在海峡两岸的史学界引起了纷争。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陈立夫和蒋介石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数年之后，他们都著文说明这封9月1日的来信写于1935年，一并由此扯谎说周恩来曾于1935年到香港、广州等地和陈立夫举行会谈。更为滑稽的是，连和蒋介石拼死作对的台湾史学家李敖先生也信而无疑。但只要想一想1935年1月1日，周恩来还在长征途中这一史实，这谎言岂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