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阳明学也开始传入日本。“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吸收和发挥了阳明心学的积极因素,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开山祖师。此后,阳明学在日本迅速流传,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章太炎所言:“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7]可见阳明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中日的文学交流 明代中国文学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要算传奇小说。对日本江户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一是明钱塘(今浙江杭州)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和江西庐陵李祯的《剪灯余话》,二是江苏长洲冯梦龙纂辑的《古今小说》,三是施耐庵的《水浒传》。这些文学作品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影响深刻而广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江户文学的发展。
《策彦归朝图》
明朝的诗文,也对日本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浙江余杭陈元赟去日本时,曾带去湖广公安派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赠送日僧元政。元政读后,便在日本倡导性灵派诗风,从而涌现出一批抒写性灵的作品。日本还专门派人到中国,向当时的高僧和著名文学家学习汉诗文。如日僧绝海中津“自壮岁挟囊乘艘,泛沧溟来中国,客于杭(州)之千岁嵓,依全室翁(中天竺的季潭)以求道,暇则讲乎诗文。故禅师得诗之体裁,清婉峭雅,出于性情之正,虽晋唐休彻之辈,亦弗能过之也。”[8]一些明朝文学家还应日人之请,为他们撰写顶相赞、塔铭、行状及语录、诗文集的序跋。被推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曾为日僧汝霖良佐的文集撰写过跋,还应日僧之请写过《日本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转法轮藏禅寺记》等。明高僧如金陵天界寺宗泐、余杭径山寺智及、杭州灵隐寺来复、杭州上天竺寺如兰等,也都曾为日僧撰写顶相赞、塔铭、行状、语录和诗文集的序跋。这些诗文作品,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发挥过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