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姐白了我一眼，同时“切”了一声：“还跟人家要钱？老李头子多抠你不知道？”
“那他可说了声谢谢没呀？”我问。
“哎，说起来这个，”袁姐叹了一口气，“我带着他从派出所出来，当时我还没去医院呢，身上还没包扎呢，也是疼，我就说了一句，大爷呀，咱以后可接受教训吧，咱可别再惹事儿了，你当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别扭半天，最后跟我说，他瞪着我说… …”袁姐顿了顿，“他说，就赖你。不是你，我不能进派出所！”袁姐话音刚落，眼圈一下红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过，她被委屈了：忙了一大遭，身上受了伤，最终得到居民这样一句回答。
我一下子愣住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接茬，更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安慰她，我这样想起孙莹莹被少年们拿掉了帽子和假发之后，狼狈地从文具店里往外逃，含泪对我说的那句话，她说她就不该从家里出来。比起来老李头子，莹莹讲话还对我留有些许仁慈，但是我也并没有得到比袁姐更高的评价。我们是一对难姐难妹，挫败感十足，灰心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