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撰《通典》，参考经史百家，群士论议，而于论礼之书和论地理之书，尤为重视。《通典·礼典》占了全书半数，而《通典》史论的“说”和“议”，多在《礼典》之中，便是他重视礼和论礼的明证。从上文论九州、十二州孰先孰后以及对《汉书·地理志》和《帝王世纪》的批评，可见他对于地理书和论地理之书的重视。杜佑在《州郡序》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撮机要者乎！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遍举（自注：‘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或览之者，不责其略焉。”[116]从这里可以看出：杜佑对地理书的要义是极明确的，他不赞成把灵怪之事写入地理书中也是有识之见；但杜佑把《华阳国志》等书一概斥为“诞而不经”，则未免过分。与此相类似的是，杜佑对《水经》等书，也持否定态度。他在《州郡四》后议中写道：“佑以《水经》僻书，代［世］人多不之睹，后有好事者于诸书中见有引处，谓其审正，此殊未之精也。……又按《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详其恢怪不经，宜夫子删书以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若《古周书》、《吴越春秋》、《越绝书》诸纬书之流是矣。”[117]对于杜佑的这种看法，今天应做辩证的认识。一方面，《通典》作为一部十分严肃的典章制度通史，杜佑在采撰上采取严肃的、审慎的态度，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一千多年来，《通典》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根本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杜佑所处的时代，一般地说，对于杜佑所批评的这些书，人们还难以做出正确的说明和恰当的利用。这不仅是杜佑个人在史学批评上的局限，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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