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立宪派与旧官僚的附和。立宪派与旧官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转向革命，虽是对清政府的失望，但更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袁世凯复出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程德全等江浙立宪派、旧官僚颇为活跃，无不寄希望于袁世凯统一大局。张謇致电袁世凯称：“公之明哲，瞻言百里。愿征广义，益宏远谟。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公宜迅北，入定京师。防外撼以固根本，采众论以定政体。”他们希望袁世凯能够俯采舆论，力赞共和。为此，张謇还与程德全会商，拟派江苏谘议局议员杨廷栋向袁世凯面陈赞成共和之意。当新军将领张绍曾、蓝天蔚等人兵谏清廷要求立宪时，张謇致函相劝，希望张、蓝等人“赞助项城，早定大局”，认为“若多一日踌躇，则多一日糜烂”。北洋军攻下汉阳后，武昌形势危急，张謇致函汤寿潜，认为“必须议和，庶免战事延长”。显然，他们对停战议和持赞成的态度。
其三，外国势力的支持。如前所述，列强在武昌起义后便很快以“中立”作幌子，却有意扶植袁世凯，目的在于使它成为其统治中国的新的代理人。正是由于列强的直接插手，而使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力量之间达成了停战议和协议。12月15日，南北议和即将开始，英、法、德、俄、美、日六国驻华使节决定以各国政府的名义，通过各国驻上海领事向议和专使说明：“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因为它相信这个意见是符合有关双方的愿望的。”这是列强对南北议和的直接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