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托氏关于大革命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我们会感到更受教益。在1836年的文章里，只有教士在政治上有能力享有一个很有限的位置。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者起而反对他们（他们在法国和国外都人数众多），因为他们认为大革命基本上是一种反宗教的运动。然而他还是忘不了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那种强烈的反教权甚至反宗教的激情。尽管这种激情在大革命上留有显著的印记，他还是把它看作一种偶然事故而非本质特征。他提出的理由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推理：“随着大革命政治业绩的巩固，它的反宗教业绩就衰亡了。”[11] 这样看来，是1850年的法国一举终结了有关1789年或共和二年法国的犹豫不决，那是随笔作家的态度而非历史学家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修改后来就很谨慎了。但他的笔记仍指出共和三年政治反动期间反基督教运动还在持续，并确认“对教士和天主教的强烈仇恨是革命激情中最活跃、消逝得最晚的一种”。[12] 同时，托氏还为那些宣誓教士做了辩护，至少为其中的一些人，说他们中间有一些殉道者，这个态度在当时的大革命历史学家中还很少见。[13] 我们知道，后来19世纪末的历史学派重新强调了大革命的反宗教特征。现实政治按照某种特有的而且常常是骗人的进程再次对史学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也能带来对以往被忽略的文献资料的研究的深化。大革命中一波波的反宗教浪潮比托氏所想象的要持久一些，所以反宗教因素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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