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种等级区分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分配的上限。在我的道德直觉中，相较于富有的人和豪富的人，我并没有给予拥有小康生活的人以平等主义的优先权（是我缺乏想象力吗）。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在那些等级之间，财富的边际效应减少得实在太快，以至于概念上的范畴无法与客观上的富有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指根据道德的重要性或者公平对待的标准所做的区分）相对应。先抛开政治权力的分离问题不谈，千万富翁的孩子与中产阶级家庭（经理或教授）的孩子相比，两者的生活预期在道德上的差别并不明显。相反，熟练工人与中产阶级经理相比较，他们在生活上的差别却是相当大的，尽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阶层都不缺乏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第二，最好的公正理论解释有力地支持了普遍平等主义，因为它采取了因人而异的个体化处理方式。这种对应比较的方式，其最终结果都是将优先权赋予较弱的一方，而且这种通过比较来决定哪一方获得优先权的方式并不只限于满足人们基本的需要。因此，我的结论是，如果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狭隘的原则当成是普遍平等主义，实际上违反了公正原则，或者是对公正概念的曲解。[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