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2004年第6期《求是学刊》，发表了一组名为“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的笔谈，包括李春青《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设》、黄卓越《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澄清》、张振云《谈谈文化研究的适用性问题》、王志耕《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比较文学》等文。
[23] 2002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一组题为“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模式”的笔谈，包括王宁《全球化时代文化批评的新方向》、陶东风《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张荣翼《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方汉文《文学逾越与文化形态模式》。
[24] 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25] 对于文化研究合法化过程中与体制的关系问题，我们非常认同陶东风的观点：“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并非必然是文化研究的末日！简单地把文化研究与体制对立起来，过度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完全脱离体制，在目前情况下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甚至只能使它陷入穷途末路（光一个经费问题就几乎难以解决）。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文化研究学者们对学术的执着信念，以及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当下的大学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政府和大学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在倡导跨学科研究，鼓励成立相对独立于学科樊篱的、问题导向的、着眼于公共参与的研究机构！因此，文化研究者经过努力可以利用体制让渡出的空间、体制内的资源开展研究，这当然需要研究者的智慧和策略。有些论者往往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文化研究的‘纯洁性’，或者把批判性、独立性与彻底脱离体制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也过分夸大体制的封闭性和僵化程度，进而把两者彻底对立起来。”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在体制与学科之间游走》，载《当代文坛》，20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