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孝论》是契嵩把佛教之五戒、三本比附于儒学之五常、三纲，使佛学向儒学转化的开端，那么《原教》更能体现契嵩在教义方面对佛教儒学化所作的努力。在《原教》中，契嵩就明言：“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34]“欲人为善”成为儒佛共同的社会功能。不仅如此，契嵩还试图在学问上达到儒佛相通，这就是“性命”之学。契嵩曾就《原教》的宗旨说过一段话：“夫《中庸》者，乃圣人与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圣人与性命之诣深也；吾道者，其圣人与性命尽其圆极也。造端，圣人欲人知性命也；诣深，圣人欲人诣性命也；圆极，圣人欲人究其性命，会于天地万物，古今变化，无不妙于性命也”[35]。“性命”成了儒佛道三者的共同理论基础。后来契嵩进一步研究了《中庸》，经过研究之后，契嵩发现“以《中庸》几于吾道”。《中庸》是儒家经典，但契嵩以此来阐释和附会佛门性命之学，不能不说是一大创造。契嵩言：“若《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是岂不与经所谓‘实性一相’者似乎？……又曰：‘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以至与天地参耳’。是盖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岂不与佛教所谓‘万物同一真性者似乎？”[36]契嵩混佛于儒又通儒于佛，为宋代佛学儒学化铺平了道路。可见以契嵩为代表的一代僧侣在佛教儒学化过程中，从当时儒学中吸收了养分，这是宋代佛儒融合的历史趋势，也是宋代文化兼容精神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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